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瑰丽的佛教雕塑文化

   日期:2024-11-22    

圣水寺佛教雕塑

  佛教的雕塑艺术,始于佛像的雕刻。根据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二十八及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五的记载:原始佛教时代,跋耆国优填王以栴檀木雕塑一尊五尺的佛陀形像。这是佛教雕塑佛像的开始。

  佛陀入灭百年后,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,出现了大批的佛教雕塑艺术品。阿育王受佛法的感召,以佛法治国,在全国各地佛教遗址建立宝塔、寺院、石窟、石柱、法敕等。这些出土的文物,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,对佛教历史、经典的考据,有相当大的贡献。

  在贵霜王朝时期,迦腻色迦王笃信佛法,效法阿育王,在犍陀罗地区大量兴建寺塔,雕凿佛像。该地长期与希腊文化相互影响,雕刻作品呈现浓厚的希腊风格,被视为印度与希腊美学协调的结合,称为犍陀罗艺术。同一时期还有秣菟罗艺术,主要集中在南部的秣菟罗地区,虽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,但仍保留更多印度的本土风格,前者的佛像沉静内敛,后者则稳健有力。

  及至西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,是印度艺术的黄金时代,以阿姜达石窟内的作品为代表。此一时期因为受到匈奴的侵扰,本土与外来文化两相融和,使印度艺术臻至成熟。

  佛教传入前,中国已具有高度的雕塑艺术,传入之后,与中国文化相融,开拓了更深广的内涵,丰富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宝库,有寺院的雕梁画栋、塑像、石窟的佛像雕塑及各种佛教雕刻艺术品,其中以木刻、石雕或泥塑圣像为典型的代表。

  东汉末年,笮融建造佛寺,寺内有一尊金铜佛像,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像雕造。东晋时期,雕塑专以佛像为主,是为当时盛行的风尚。如道安大师曾在襄阳檀溪寺铸造丈六释迦金像,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丈六释迦金像,戴逵父子曾为会稽山阴灵宝寺作无量寿佛和胁侍菩萨像。

  南北朝之后,随着佛教的传播,中国雕塑的风格也受其影响,以传统手法融入外来作风,使中国的雕塑无论从题材到艺术风格,都发生变化,而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。因此,佛教的塑像、石雕、石刻便成为这个时期主要雕塑的内容。而西域粗犷豪放的艺术作风也逐渐传入中国,结果使汉地和西域艺术融为一体,结合建筑、雕塑、壁画三者于一身的洞窟艺术从此发展开来。

  从雕塑风格的转变,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。以人物雕塑为例,云冈石窟中的昙曜五窟,早期的佛像高大宏伟,与印度的犍陀罗和笈多时代艺术的风格相近。到了北魏末年,一方面因为当时推行汉化,一方面则因为佛教已经逐渐与人民生活相结合,所以此时雕塑的作品已经具有中国特色。隋唐时期,是艺术最灿烂辉煌的时代,融和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,雕塑作品多采多姿,美轮美奂,人物造型颀长匀称,敦厚典雅,表现出健康欢喜的形貌。

  到了唐朝,雕塑作品完全表现出中国风格的造像特色。许多雕塑奇异的作品,大多出现在武则天时期,由于武后大力提倡佛教造像,致使唐代佛教雕塑达到高峰。唐玄宗时期,是中国佛教造像的另一个黄金时代,此时造像的特色充满着生命的活力,雕塑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完美,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雕塑家杨惠之,就生逢此时,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有江苏吴县保寿寺的罗汉群像,而千手千眼菩萨造像也是他首开其端的雕塑。世称“道子画,惠子塑,夺得僧繇神笔路”,他们的作品广泛受到当代的推崇与后世的仿效。

  自唐宋以来,洞窟石刻的造像逐渐被各地寺院盛行的泥塑、木雕所取代。元明时期,在雕塑方面则每况愈下,至清代的雕刻,则益呈式微。

  其他,如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缅甸、斯里兰卡等地,也有相当成熟的佛教雕塑艺术。

  佛教雕塑的代表作

  佛教雕塑的范围很广,主要以佛、菩萨为对象,罗汉、天龙八部、天人、飞天、金刚力士,乃至佛经里相关故事、人物、动物、花草、树木、景观等等,都是丰富的素材。中国雕塑最重要的部份是石窟艺术,许多巧夺天工的雕塑品大多在石窟中完成。如麦积山石窟,山高一四二公尺,山顶有塔,山下有寺,峰身遍布龛窟和摩崖石刻,保存自北魏、隋、唐、五代至宋以来一千尊以上的大佛像。

  甘肃的炳灵寺石窟,自五世纪起开凿,窟内以泥塑造像为主,也有不少的摩崖石刻。甘肃泾川县的南石窟是魏初所建,窟内均为浮雕或塑像。

  龙门石窟中有石刻佛像十四万余尊,工程艰钜浩大,其中唐代雕刻技巧曾影响日本飞鸟时代的佛像雕刻。卢舍那大佛刻画大佛的庄严温和及睿智的性格最为特出,是龙门石窟中最大,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

  云冈石窟凿自五、六世纪,是我国佛教艺术三大宝库之一,以昙曜五窟规模最大,气象最雄伟,其余各窟,雕饰富丽。余如巩县石窟、河北南响堂山、河南北响堂山、四川广元千佛崖、杭州西湖石窟、山东济南千佛崖、青州云门山、驼山等石窟,均颇富盛名。此外,石柱、石经、经幢等,也都是伟大浩瀚的雕塑巨作。

  印度阿育王时代,在佛陀曾经说法的地方,竖立雕头圆柱,并于柱身刻有诰文。代表作有巴克拉石柱、鹿野苑石柱、蓝毗尼石柱、王舍城石柱等,其中以鹿野苑石柱最为有名。鹿野苑是佛陀成道后,第一次说法的地方,此石柱高约十五公尺,柱身刻有禁止破和合僧的铭文,柱顶雕了四只连身狮子,分站中间的宝轮上,各朝一方,象征佛陀在此初转法轮,作狮子吼。柱头下层是钟形倒垂莲花,看起来华丽雄劲,玄奘大师形容是“石含玉润,鉴照映彻”。

  这种狮子柱头成为阿育王时期传播佛法的代表,也象征着当时国家的强盛。印度独立后,更成了印度共和国国徽的图案。

  石经是指刻于岩石表面的经文。中国以儒家所刻的石经为最早,较著名的有汉代的熹平石经及唐代的开成石经。北魏时因开凿石窟,为“正法久住”,而有佛教石经的出现,现存佛教石经中,年代以北齐为最古,规模以河北房山石经为最大。其形式有:

  壁面刻:刻于壁面上的,称为壁面刻。如北齐刻镂于河南北响堂山的《维摩诘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孛经》、《弥勒成佛经》等,隋代刻于河南宝山大住窟的《胜鬘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及《涅槃经》的一部分等,宋代刻于河南开封府繁塔的《十善业道经要略》、江苏苏州云岩寺刻有《法华经.普门品》、浙江杭州六和塔内刻有《四十二章经》,唐代于河南龙门香山洞刻《涅槃经》。河北居庸关过街塔内壁有元代所刻的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等,计有梵、汉、蒙、回纥、西藏、西夏等六种文字,可比照而观,是极为珍贵的语文史料。

  摩崖刻:刻于摩崖上者,称为摩崖刻。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花岗岩大字《金刚经》等,年代与作者不详,或称唐邕,计九百余字,字体雄浑,为石经当中最突出者。北齐时于山东徂徕山映佛岩刻有《大般若经》的一部分,山西辽州屋騋嶝刻有《华严.成就品》等。

  碑板刻:刻于碑板上者,称为碑板刻。一般多刻于石板的两面而收藏于石室中,以河北房山石经最富盛名。隋大业(西元六○五——六一六年)间,幽州智泉寺静琬大师,感于北周、北齐时的废佛,惟恐正法湮没,发愿刊造“石刻大藏经”,刻于河北房山云居寺。后人相继雕凿,历四百八十年始告完成,为一史无前例的刻经事业,也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,不仅可用来校正印本佛经的错漏,更是书法史与艺术史的珍贵资料。

  此外,朝鲜与日本也有石经,前者以全罗南道求礼邵智异山华严寺的《华严经》为代表;后者,以大和宇智川摩崖刻出的《涅槃经》碑为最古。另外,在福冈县宗像神社的《阿弥陀经》石刻,是模刻我国湖北襄阳龙兴寺的碑而成,因比一般的《阿弥陀经》多了二十一字而著称于世,据传是在我国宋朝时传入,现为日本国宝。

  经幢也属佛教石刻的一种,具弘传和纪念价值,分为基座、幢身和幢顶三部份;经文主要刻在幢身上,其他则雕有佛、菩萨、花卉、云纹。

  印度的经幢大多以刻在佛教建筑物周垣上的浮雕呈现,或在塔前树立碑石,刻以法轮、飞天、人物、动物等。

  中国以石雕经幢盛行于唐代至辽宋期间,或为立功德而铸,如陀罗尼经幢;或为纪念高僧建立墓幢。代表作有:

  河北赵州陀罗尼经幢:位河北赵县内,北宋时,全部以石料叠砌而成,高约十八公尺,是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座石经幢。其佛教人物、动物、花卉等图雕手法,展现了宋朝造型设计的高度成就。

  云南昆明地藏寺经幢:大理国时期中建造,共七层,第一层刻有四金刚及梵文,其他则刻以佛像,雕工极精致,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雕刻艺术的重要史料。

  另外,韩国在十一世纪期间,为抵抗契丹大军,发愿雕刻大藏经,此即有名的《高丽藏》。后遭蒙古入侵而毁,西元一二五一年重雕完成,共有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,至今仍收藏于“法宝寺”——海印寺。西元一八七一年,缅甸国王敏东召集二千四百位僧人,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,并将结集的经文以巴利文字镌刻于七二九块的方形大理石上,竖立在曼德勒山拘他陀塔寺,工程相当浩大。素有“造佛之国”美称的日本,以奈良东大寺铸于八世纪左右的青铜大佛最为著称,高十七公尺,重达四五○吨,具一二○○年历史,堪称日本,也是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大佛。位于香港大屿山木鱼峰宝莲禅寺的“天坛大佛”,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竣工,总高度有三三.九五公尺,也是目前世界第一的铜塑大佛,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以苏东坡的诗题以:“稽首天中天,毫光照大千,八风吹不动,端坐紫金莲。”可见他的沉稳雄健。这些雕塑作品的完成,集合种种殊胜因缘、愿力,令人叹赏不已。

 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、法国罗浮宫,乃至俄国、德国、美国、日本等诸大博物馆,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佛教雕塑,其中以中国作品居多。有时不免痛心这些国宝流落他乡异地,但从另一方面来看,它们受当地国家保护,视为珍宝,继续绵延无价的艺术内涵及跨时空的宗教生命,让更多人欣赏到它的美,也颇令人安慰。

  心的雕塑

  从上述几件雕塑的代表作来看,每一个作品的完成,无不投注巨大的时间、心血,超越人力与心血,超越人力与物力的极限。唯有崇高的宗教情操才能激发生命的内在力量。从前的佛教雕塑家在创作时,有所谓的“一刀三拜”,在艺术创作的同时,更可说是对心灵的雕塑。

  学佛如同雕塑。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后,不禁称叹:“奇哉!奇哉!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”《华严经》也云:“若人欲了知,三世一切佛,应观法界性,一切惟心造。”众生本具佛性,只待我们去自我雕凿,发掘这颗佛心本性。

  例如用佛法的五戒、十善、四摄、六度等,把自己雕塑成同佛陀的“三十二相,百好庄严”。雕塑双手时,发愿:“愿将双手常垂下,抚得人心一样平。”作个世间的慈悲人;雕塑颜面时,愿众生“皆如普贤,庄严相好”;塑一双菩萨的眼,“慈眼视众生”;如观世音菩萨“耳根圆通”的双耳,能善听、谛听、兼听,乃至全听,“寻声救苦”,济度众生;塑一双踏实的足,愿众生得“如意神足”,老实修行;塑一张能安慰、鼓励他人的口,出广长舌,令法音宣流遍天下;雕塑这一身威仪端正、勤劳服务,行礼拜恭敬,现高雅气质;塑一颗与诸佛菩萨相应的心,慈悲、喜舍、惜福、包容、灵巧、接受、诚意待人、和平公正,修得心净,则国土净,圆满现世的一生。

  佛教扩大了雕塑的领域,而雕塑也展现佛教的内涵,两者相得益彰,为人类宗教、历史、文化、教育等等,留下灿烂的一页。由雕塑作品中,人们欣赏艺术之美,进而激发内心宗教情操,长养善根,佛教由此也继续绵延弘传。

  《华严经》云:“心如工画师,能画诸彩色。”以佛陀的教法,一如雕塑般,塑一颗善美的心,凿去无明、习气与烦恼,提升人格品德的涵养,建立一个净化的社会与健康幸福的人生,才是真正雕塑之道。

  雕塑的美,不仅在于惊叹它的鬼斧神工或是艺术价值而已,一尊尊佛像、菩萨、罗汉、天人,乃至一幅幅经文浮雕,千余年来,在滚滚流转的世事中,以无声说法;作品透出的沉定庄严,蕴含无限诸佛菩萨的悲心愿力,无形中让每个瞻仰、欣赏的人升华人格,净化心灵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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