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，佛教的和平主义传统最悠久、维护和平的思想和实践最丰富。佛教的悠久历史，就是维护和平的历史，是沟通不同国家、地区和民族之间友好文化交往的历史。从世界宗教传播历史的范围来考察，佛教称得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，反对战争的楷模，保持和平发展的标志。佛教的和平主义传统表现在许多方面，本文拟从佛教传播方面谈五点。
首先，佛教始终把传教弘法与反对战争、维护和平联系起来，与沟通不同国家、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友好文化交往联系起来，与稳定社会、协调人际关系联系起来。
佛教无条件地反对战争，倡导和平。它的和平主义精神扎根在稳定的基础教义中，并且表现在各个方面。佛教把“杀生”列为一切戒律之首，认为杀生是万恶之源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利用佛教基本教义反对杀戮，成为著名传教高僧的自觉行动。例如，根据中国佛教史书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记载，东晋十六国时期，战事频仍，在后赵传教的佛图澄（231—348）大力倡导佛教慈悲、戒杀的教义，并且以此规劝嗜杀成性的后赵统治者。当石虎问什么是“佛法”时，他回答“佛法不杀。”他曾对石虎说，作为“帝王之奉佛”，主要体现在“不为暴虐，不害无辜”方面。尽管帝王不能做到绝对不杀生，但是如果“暴虐恣意，杀害非罪”，就是把全部财产都拿出来供养佛法，也免不了“殃祸”。佛图澄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后赵统治者的信任，把传播佛教与促进社会稳定，发展生产，协调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。
第二，始终不依靠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力量威胁和强迫他人信仰佛教，而是主要凭借经典教义中蕴涵的慈悲品质、纯洁情操、精深哲理、高远境界、博大胸怀去感染人，劝导人。
弘教传法往往与宗教对话相联系，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释伽牟尼开始，就通过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对话，为其提供精神的需要，通过不附带任何政治、经济条件的纯教义劝导、感化，使其归依佛教。这些记载在佛教经典中比比皆是。在佛教的对外传播中，从来没有因弘法而发生所谓的宗教战争。更为重要的事实是，许多国家和民族信奉佛教，没有受到各种非宗教因素的强迫，而是信徒纯粹出于信仰的原因，主动到佛教中心地区学习佛学，把佛教传播到自己的祖国。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播，从中国向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传播，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。在中国佛教史上，为佛教文化流传做出贡献的，大多是在佛教典籍翻译方面有成就的义学僧人。如果没有这些义学僧人的文化建设工作，中国古代哲学、文学和艺术等，完全会是另一个面貌。佛教的和平传播，不但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间友好交往的桥梁和纽带，也成为丰富和发展它们自己文化的强大动力。
第三，传教弘法与政治干预、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等没有任何联系。
无论是古代印度佛教向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传播，还是近代向西方国家和地区传播，没有伴随着起点地区政治观念的输出，经济方面的索取。佛教传播的文化色彩最浓厚，是以佛教典籍为主要载体的，与特定宗教信仰相联系的文化传播。佛教也没有在流传的地区建立非宗教性的组织机构，或者采取某些方式改变流传地区的社会结构。例如，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，并且中国在唐代就开始取代古印度而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，其结果佛教只带来了典籍、教义以及古印度的文化，并没有带来古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，以及某个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。没有政治干预、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色彩，是佛教传播的显著特征。
第四，佛教传播主要依靠信仰者个人的自发行为或分散的地方僧团推动，而不是依靠全国性的机构组织或政府行为推动。
两汉之际，来自古印度以及中亚各地有佛教信仰的商人、使者、旅行者以及移民后裔，自发地把佛教传入中国内地。他们之间没有强大的组织作后盾，传教弘法完全是个人的自发行为，而不是政府行为。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，有影响的传教者，绝大多数以其佛学精湛，道德高尚，善于劝导和感化著称。一些传教者也善于利用医术、方术和其他技艺辅助传教。尽管传教方法多种多样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都不是在故土强大组织的支持下传教。从中国的僧传中可以看到，许多来中国传教的古印度僧人，有的出身王室，有的是储君，有的是奉国王之命而来。但是，这些看似有“政治背景”者，并没有肩负任何政治使命，而是纯粹以传播佛法为己任。
第五，佛教的圆融思想有利于消除宗派间的排斥、仇视和争斗，促进不同宗教、不同派别的融合发展。这是对佛教固有的和平理念的丰富和发展。
佛教在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发展演进了两千余年，吸纳和融合了多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，形成了适应性强，涵盖面广，内容丰富的精神文化宝库。同时，佛教每传播到一个地区，总是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，在融合中产生有创造性的新思想。中国华严宗首先提出的圆融思想，正是这样产生的，并且成为大乘佛教的共识。华严宗认为，从表面上看，一切事物都是有差别的，彼此独立的，但是从本质上观察，一切事物又是可以相互融通、相互等同的，从而形成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整体和谐状态。华严宗把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和谐相处、协调共存作为理想境界，致力于消除现实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、对抗和隔阂。千余年的历史证明，这种理论和实践，对于化解乃至消除宗教间的仇视、怨恨和争斗，树立宗教和平共处的理念，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佛教的和平思想、精神与实践，曾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佛教在和平传教方面表现出的这些特点，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宗教的传播方式、发展趋势以及宗教间应该建立的关系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。
从世界宗教范围来看，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：某些宗教团体凭借组织力量、经济势力甚至政治背景去蒙骗、胁迫人们信教，或进行不对等的所谓宗教对话，或从事非宗教性的活动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种宗教传播也是以和平方式进行，但是与佛教的和平传播有着本质不同。可以说，这种传教活动不具有佛教那种稳定社会、协调人际关系、加强民族团结的积极社会作用，只会加剧社会矛盾，扩大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隔阂。
有人认为，未来世界将从以往的政治、军事冲突和对抗转向文明的冲突和对抗，其中也包括宗教的冲突和对抗。按照这种逻辑推理，东西方宗教关系发展的前景，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无休止争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这种论调的荒谬和别有用心。
回顾佛教和平传播的历史，可以清楚看到，佛教有增进不同信仰群体之间沟通、交流和理解，消除彼此矛盾和仇视，避免冲突和对抗的社会作用。这些当然不是佛教独有的，在其它宗教中也能发掘出来。因此，开发宗教中倡导和平共处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，针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开展宗教对话，对于实现宗教界影响世界向和平方面发展，有重要的积极意义。
总之，佛教倡导和平、维护和平的丰富理论和实践，对于人们认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，处理现代宗教间错综复杂的关系，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。这不仅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，同时也有利于佛教自身的健康发展。我们坚信，佛教积极、丰富的和平理念如果成为当今世界各宗教的理论共识和自觉行动，宗教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将不可限量。
【作者简介】：魏道儒，男，1955年10月15日出生，河北景县人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佛教研究室主任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。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国华严宗通史》、《华严学与禅学》、《宋代禅宗文化》、《禅宗无门关》、《佛教史话》、《坛经译注》等
